2022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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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退休老汉学上网在论坛上得知失踪78年的爷爷是革命英烈

原标题:2009年,退休老汉学上网,在论坛上得知失踪78年的爷爷是革命英烈

平时跟他一块下棋、喝茶聊天的老朋友,都有一个疑问,连光荣已经这么大岁数了,干嘛还要跟年轻人一样学上网冲浪?

只有连光荣明白自己为啥一定要学习电脑上网,他经常听别人说现在是网络时代,所有搞不懂的东西,只要“上网”一查就明白了。

小时候别人都是爷爷奶奶哄孙子,只有他是奶奶一个人带,他对爷爷没有任何的印象,有时候他也会问奶奶,爷爷哪去了。

每当小孙子问起,奶奶陈三发就会伤心地掉下眼泪,然后给连光荣讲一些有关爷爷的事情,告诉他爷爷的名字叫连德生,是一名“地下党”,以前是给党工作的。

小连光荣再问爷爷具体是做什么的?奶奶就答不上来了,只告诉他,爷爷的工作很神秘。

随着连光荣年龄的增长,奶奶给他讲了更多关于爷爷的事情,告诉他爷爷是在1931年4月离开了工作了20多年的上海,并从香港寄来一封语焉不详的家书说:“请家里放心,自己去了别的地方”。

从此爷爷就了无音讯,奶奶也一直在等待着爷爷回家,一直到1969年9月,当奶奶去世,也没有等到爷爷回家。

连光荣的父亲找了一辈子,也没有个音讯,几十年过去了,寻找爷爷的这个重担就落到了连光荣的身上,他曾多次给国家有关部门写信,请求帮助查找爷爷连德生的下落,得到的回复均是“查无此人”。

这件事一直都压在连光荣的肩上,直到他退休后,听别人说,不管什么事情,只要“上网”就能查到,他立刻来了要学电脑的劲头。

尽管他的年龄已经很大,学习能力却很强,凭借不服输的劲儿,很快掌握了电脑的基本操作。

在学会了电脑后的某一天,连光荣和老伴在电脑里输入“连德生”三个字,没想到真的就搜索到了一条关于爷爷的信息,点进链接,连光荣进入到一个论坛中,里面有一篇叫《全能卫士》的历史纪实文章,在一个章节里讲到“上海中共秘密组织的成员,为了凑钱购买武器,去搞了一个大户”,里面就讲到一个“上海英商电车公司的售票员”叫“连德生”。

除了名字一样,在秘密工作的内容上也与奶奶讲得较为符合,连光荣特别兴奋,像魔怔了一样,废寝忘食地在网上搜寻更多关于“连德生”的内容。

然而很快让他失落的是,除了这一篇文章有提到连德生外,再也没有了相关的内容。

但是连光荣并没有轻言放弃,而是利用互联网,以“上海中共秘密组织”为线索,继续了解和学习这段历史,看看能否有更多的讯息。

连光荣虽然再也没有发现“连德生”三个字,但是却多次见到“连得胜”三个字,让连光荣一度怀疑,会不会“连德生”就是“连得胜”呢?

通过学习隐蔽战线的历史,连光荣发现当时很多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都会使用化名,比如周恩来在上海组建“中共中央特科”时就化名为“伍豪”,陈赓化名为“王庸”。

然而有一天,连光荣在网上的“抗日英烈纪念馆”里面看到“连得胜”的照片,他愣住了。

虽然他的家里没有爷爷的照片,他也不知道爷爷长什么样子,但是这张照片上的“连得胜”和自己长得实在是太像了。

根据这个网站上的介绍,“连得胜”于1935年3月21日被杀害于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

怀着忐忑的心情,连光荣与家人立刻赶到江西赣州,在赣州党史办主任凌步机的帮助下,在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后,终于证实“连得胜”就是“连德生”潜伏时的化名。

为了掌握更多有关爷爷的情况,连光荣又从网上找了很多资料,这次有了更多的关键词,连光荣很快在一篇文章中找到一张照片,那就是中央特科二科的16位成员,排在最后的就是连德生。

至此,在爷爷“失踪”了78年后,终于被连光荣找到,那一刻他才知道,自己的爷爷不仅是一个地下党,还是红色特工、卧底英雄、革命英烈。

连德生又名连得胜、连德胜,是浙江绍兴人,出生于清朝末期,正值中国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当中,连德生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只留下他和母亲顾兰花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很苦。

在连德生十多岁的时候,顾兰花为了养活连德生,就逃难到上海谋生,连德生先是在一家小商店当过几年学徒,后进入到上海英商电车公司做售票员。

那时的上海并不好闯荡,是冒险家的乐园,有的人闯荡到上海,连电车都坐不起,遇到这样的人,连德生总会出手相助,因为仁义豪爽,连德生在电车公司很受大家的尊敬。

1925年,32岁的连德生秘密加入中国,从事地下工作,“五卅运动”爆发后,连德生利用自己的声望,率领英商电车公司的工人组织罢工,成为该公司罢工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同时,连德生还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并担任上海公共租界电车总工会一分会会长。

连德生没有读过什么书,也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从与接触后就相信,只有才能帮助他们这些穷人结束贫穷的生活,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我党的很多工作被迫转入地下,作为工人运动的代表,党组织将他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8年,连德生回国后,被调到特科工作,担任中央特科红色保卫队行动队副队长。

中央特科是党中央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才建立的,在反革命政变中,大家才意识到没有自身的情报组织和政治保卫机构,在面对的下,牺牲惨重。

鉴于革命遭受失败的惨痛教训,周恩来和党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开始重视起情报和保卫工作,想要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必须了解它的军事、政治动向,才能够准确有效地攻击敌人、战胜敌人。

在中央特科成立之初,就明确了主要任务:保证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和建立秘密电台。

三科为行动科,科长由顾顺章兼任,该科负责营救被捕同志和惩治叛徒,又成为“红队”或者打“狗”队,其成员都是从上海工人中和各苏区红军中,选调的一些机智勇敢、枪法最好的射手组成。

连德生作为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出身,又曾到莫斯科接受培养,再加上机智勇敢,所以被任命为行动队副队长。

当时中央特科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党组织在上海的地下活动提供了很大的保卫工作。

为了获取情报,中央特科一度策反了中统特务鲍君甫,将其发展为中共的秘密情报人员。

鲍君甫曾在日本留学十余年,回国后与上海的帮会、租界巡捕房乃至日本人都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尤其是凭借与同乡杨剑虹的关系,结识了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后成为中统在上海的调查员。

在此期间,鲍君甫结识了中央特科的陈养山,对产生好感,并且表示愿意为中共做些事。

后来经陈养山向党组织报告决定策反鲍君甫,周恩来下令由中央特科的情报科长陈赓与鲍君甫接洽,建立情报关系。

因为鲍君甫当时在上海租界是手眼通天的人物,为党组织带来不少有价值的情报,为了方便鲍君甫的活动,陈赓每月为鲍君甫拨付400元做经费。

除此之外,为了鲍君甫的安全着想,陈赓让当时住在鲍君甫家的陈养山搬出鲍家,以防止陈养山身份暴露牵连到鲍君甫,并且安排行动队的副队长连德生担任鲍君甫的保镖。

连德生表面上是保镖,保护着鲍君甫的安全,实际上是作为鲍君甫与党组织的交通联络员,负责传递党组织与鲍君甫的信息。

连德生同时也利用这个特殊的身份,收集了不少重要情报,并暗中保护了不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

1929年8月24日下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军事部长杨殷、委员颜昌颐等人,正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613弄12号开会,却突然被大批租界巡捕、警察局包围,将彭湃在内的开会人员全部逮捕。

据说本来周恩来也是要参加这次会议的,但是因事耽搁了,没有来,才躲过一劫。

如此高规格的会议被破坏,像彭湃这样级别的干部被捕,在我党历史上属于重大的安全事故了,中央特科的同志通过分析后判断,一定是党内出现了叛徒。

在惩戒叛徒之前,周恩来指示首要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营救彭湃等同志。

鲍君甫通过连德生告诉陈赓:“8月28 日一早,彭湃等人由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转送龙华上海警备司令部”。

大家知道,一旦彭湃等人转交到的手中,就无法营救了,因此中央特科的同志全体出动,隐蔽在转送的必经之地,也就是枫林桥畔,以武力营救彭湃等同志。

遗憾的是,敌人提前解押转送,致使中央特科的武装劫车计划失败,两天后彭湃等同志英勇就义。

在彭湃牺牲的前一个夜晚,彭湃还给周恩来等同志最后留言:“……我们在此精神很好,弟兄们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

周恩来得知彭湃等人牺牲,特意指示,务必要挖出叛徒,中央特科的同志更是发誓要叛徒血债血偿。

陈赓让连德生,想办法从法租界那边“打听”一下,到底谁是叛徒,连德生通过鲍君甫打听到告密者为叛徒白鑫。

白鑫此前担任秘书,因为他的一个亲属背叛革命,被彭湃批准枪毙,因此怀恨在心,在彭湃等同志被捕前一个月前通过其弟向上海党部秘密自首,然后将彭湃等同志出卖。

为了尽快除掉叛徒,陈赓直接与鲍君甫接洽,鲍君甫告诉陈赓:“白鑫天天躲在霞飞路和合坊四十三号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的家里,有一群保镖保护着,南京方面已经给白鑫一大笔钱,他将于11月11日去国外避难。”

得此消息,中央特科的同志也明白,务必要在白鑫出国前将其惩戒,于是立即开始对白鑫进行侦查。

几天以后,陈赓在四马路杏花楼饭店,与交通员连德生见面,连德生将白鑫的住所以及周围的情况报告给了陈赓,并且对陈赓悄悄地说:“要不我去干掉这家伙,因为我是调查科的人,总还是有接近那小子的机会。”

陈赓听后说,立刻严肃地说:“万万不可,你的任务是配合杨先生潜伏在敌人内部,绝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作为一名特工人员你要时刻想到自己的职责。你现在不同于以前做行动队员的时候了,现在需要你把锋芒深深地藏起来,到了必要的时候方能刺敌人一下。”

因为白鑫身边有一群保镖保护,所以想要射击必须一击致命,陈赓要连德生想办法搞到一支美国柯尔特左轮手枪。

左轮手枪有个特点就是射程稍微远一点,威力又大,被左轮手枪击中的人生还的几率很小。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左轮手枪在短距离内使用比较可靠,假如出现“臭弹”只要再扣一次扳机,“臭弹”就会转到一边,立即可以补上一枪。

当时流行的自动手枪,虽然射速快,但是射程近,威力小,中弹后很有可能生还,还有一点就是一旦在关键时刻出现卡弹,自动手枪就需要退弹,重新上弹,从而可能影响暗杀活动。

但是美国柯尔特左轮手枪十分稀少,想要在当时的上海短时间内搞到一把这样的枪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鲍君甫告诉连德生,中统特务头子张道藩的保镖身上有一个大号左轮枪,可以去搞来。

第二天,在鲍君甫接待张道藩的时候,连德生以开鲍君甫轿车兜风为由,将张道藩的保镖骗到车上,然后开到一个僻静处,故意将车速放慢,以喜欢枪为由,让保镖把手枪借给他看看,等到连德生拿到手枪后,顺势将保镖制服,成功夺得手枪。

然而一连几天过去,白鑫都没有出门,直到11月11日,白鑫才出来,打算逃往国外。

那天下午的时候,先有两辆方面为转移白鑫的小车驶来,然后仆人开始往车上搬行李,接着白鑫在一众保镖的簇拥下出来,在距离后车还有几米就要上车的瞬间,连德生让红队队员用柯尔特枪手枪去击杀白鑫。

白鑫见状拔腿就要逃,见逃跑已来不及,还试图拔枪反抗,但很快就被红队击毙。

黄第洪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在校期间加入中国,毕业后经周恩来提议,留在军校政治部工作。

然而在背叛革命后,黄第洪逐渐对革命的前途产生悲观的情绪,怀恨选错了路,为了向蒋介石倒戈,秘密写信给蒋介石,要求同蒋面谈,他可将周恩来、、左权等人的行踪报告给他。

蒋介石虽然不喜欢黄第洪,但是却被信的内容所吸引,因此将信件和批示交给了中统头子徐恩曾,让他负责接洽黄第洪,获取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的行踪。

徐恩曾就将此事具体交给了鲍君甫来办理,并告诉了鲍君甫与黄第洪接头的方法和地点。

鲍君甫立即把黄第洪秘密自首并打算出卖党的领导人的绝密情报,通过连德生传递给党组织。

当时黄第洪刚刚抵达上海,前不久还与周恩来联系过,请求周恩来给他在上海安排工作,周恩来未敢贸然轻信鲍君甫传来的情报,因此决定对黄第洪进行甄别。

1930年7月14日,鲍君甫按照徐恩曾交待的内容,一手拎着皮包,一手拿着当天的《申报》,准时出现在南京路邮电局,准备与黄第洪街头。

黄第洪在试探了两次之后,认为鲍君甫没问题,才露面,见面之后,鲍君甫代表中统欢迎他的“归顺”,而黄第洪为了表现自己对是有价值的,当场表态,只要抓住周恩来,就是投靠蒋介石的最大见面礼。

为此,黄第洪设下圈套,写信给周恩来,在先施公司旁的邮电局见面,自己有重要情况向周恩来汇报。

中央特科经过综合判断,黄第洪投敌叛变的行径已经暴露无遗,鉴于这种情况,周恩来决定采取将计就计的方法,答应与黄第洪准时赴约,另一方面则命令红队伺机这个叛徒,不久,连德生和他的红队队员将黄第洪击毙。

可以说,在此期间,连德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不但传递党的重要情报,还参与惩戒叛徒。

另一方面,连德生在上海还组建了家庭,与妻子陈三发婚后,育有两儿一女,平时工作虽然忙碌,没有时间照顾妻儿,但是总还是会抽空回家看看。

然而在1931年4月,连德生在与家人短暂的团聚后,很快与家人失去了联系,让妻子十分担忧,直到年底,连德生突然从香港给妻子寄来一封信,在信中,他说自己一切都好,不知道家人是否都好,他很想念孩子们。

关于连德生在1931年4月为何会不辞而别,连德生的家人始终没有找到原因,直到连光荣在史学专家的帮助下,通过更多的资料才隐隐梳理清楚连德生的行踪。

连德生在参加到苏联学习前,曾是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之一,参加了三次武装起义,而当时担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的人正是顾顺章,从时间线上来看,连德生与顾顺章很可能是上下级的关系。

连德生留苏回国后,组建中央特科,顾顺章兼任行动科的科长,也是连德生的上级。

然而在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被特务发现并逮捕,很快叛变,尽管打入中统内部担任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将情报传出,使得党中央提前转移。

但是顾顺章毕竟是中央特科的重要领导之一,知道很多党内秘密,他的情报导致很多被捕,上海党组织也遭受重大破坏。

连德生作为与顾顺章有关联的同志,在1931年4月份消失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连德生在顾顺章叛变后,奉命离开上海,辗转秘密转移到中央苏区工作,并化名为连德胜,同时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交通科科长、中央军区司令部交通科科长。

这也是为何连光荣一家在跟有关部门请求帮忙查找连德生的下落时,得到的回复均是“查无此人”。

因为连德生到中央苏区也是从事秘密工作,当时苏区的处境也很危险,一直遭受军事上的围剿,一旦被捕,被人查出真名,就会牵连到在上海的家人。

至于连德生到苏区时的战斗经历,连光荣与家人赶到江西赣州后,在赣州档案馆,连光荣发现一份发布于1935年4月1日驻赣第六绥靖区司令余汉谋签署的《绥靖公报》,公报显示连德生和刘伯坚、王志楷、陆如龙、廖昔昆等五人被害。

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进行长征。

在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时,连德生奉命留守在中央苏区坚持战斗,红军主力走后,敌人20多万重兵把3万红军压缩到赣南地区。

1935年1月,项英接到遵义会议后的指示,下令留守红军兵分5路突围,1935年3月4日,连德生等人随刘伯坚率领赣南省委党政军机关人员和一部分地方武装力量,突围到达信丰、大庾境内的马岭附近时,遭到五倍于我军的粤军余汉谋部的阻击。

在危急时刻,连德生以身作则,带领机关人员配合部队战士奋勇杀敌,打垮了敌人多次进攻,战斗一直持续了一天。

到3月6日,部队在信丰、会昌交界的金沙、罗坑、石寮、鸭婆坑一带,被粤军余汉谋部之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重重包围。

经过激烈的战斗,红军在弹尽粮绝、伤亡惨重的情况下,除一部分冲出重围,大部分均壮烈牺牲。

在战斗中,连德生及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独立第十六团参谋长陆如龙、政治部秘书廖昔昆、贸易局会昌分局采办处营业部主任王志楷等五人不幸受伤被俘。

被捕后,他们被押往敌军驻信丰的团部,随后又押到大庾县监狱,3月11日移囚粤军驻赣第六绥靖区公署候审。

在被捕后,连德生等人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当时敌人想从他们嘴里得到更多的情报,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

对连德生,敌人先是诱之以高官厚禄,然后是金钱和美女,只要连德生提供有价值的情报,这些东西应有尽有。

连德生却直接表示了拒绝,敌人又拿来纸笔,威逼他写“笔供”,连德生当时手上还戴着沉重的手铐,依然拿起笔,慷慨激昂地写道:“我之加入,一切服从党支配”。

当敌人看到连德生的“笔供”,气得牙痒痒,直接开始大刑伺候,各种残暴的酷刑轮番上阵,然而连德生终究没有说出一个字。

在无法获取情报的情况下,敌人认为连德生已经没有了价值,于是就以“危害民国,扰乱治安”之罪,将连德生判处死刑。

1935年3月21日,刘伯坚、连德生等5人被推上刑车,押往大庾县城北门通往金莲山刑场, 面对死亡,连德生等人不停地大声高呼:“打倒反动派!中国万岁!”

由于战争年代的严酷环境和隐蔽战线的特殊性,使得包括连德生家庭在内的很多信息都没有出现在档案上,但是国家相关部门始终没有放弃寻找连德生同志的家人。

连光荣老人通过互联网了解了爷爷连德生的事迹后,很快在2010年被组织找到,国家安全部有关部门和绍兴市上虞区政府于2011年3月建造了连德生烈士墓,并以庄严的揭碑仪式告慰英灵。返回搜狐,查看更多